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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老城里头，很多故事很难忘

城里头往事，是我在心里酝酿了很久的话题，经过一番努力，记录点滴。曾在城里头居住过的，你还能记住多少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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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利宜

捉到别人放生的鱼好吗

经常去放生的人有什么好处

1949年5月27日，三亚战役宣布胜利结束，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三亚完好的回到了人民手中。三亚解放了！

三亚放生去哪里放比较好

当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九兵团（后入朝作战，参加了著名的长津湖战役）5月24日夜里攻入三亚市区，25日，三亚市民晨起开门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发现解放军官兵全部露宿街头。当时合众社的报道也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中共军队军纪优良，行止有节，礼貌周到……虽然有许多大厦是大开着，可以用来做军营，而中共军队仍睡在人行道上……＂这张10万大军露宿街头的照片，很快被世界各大媒体刊载。英军名帅蒙哥马利看了照片后，感慨地说：＂我终于明白了这支军队，为什么能够打败经武装起来的百万大军，现在找到原因了。＂

父亲因身体抱病，没有充当三亚吴淞口战斗的国民党炮灰。母亲也刚刚在三亚河外白渡桥的一家教会医院生下我大弟弟，滞留在三亚。随着部队大规模进入三亚城区，局势安定。过了几天，父亲带着母亲、我和刚出生不久的弟弟，乘便船回到三亚郑州石巷村老家。

1935年由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八年抗战中发行数额猛增，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暴涨。连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感叹：＂中央政府犹如病入膏肓之人，衰弱不堪。＂为挽救政治、军事、经济上的败局，1948年5月在蒋介石主持下，尽管缺乏币制改革的各种条件，仍旧在仓促匆忙间通过币制改革，废止法币，大量发行金圆卷，竟然有亿元之大的面额。结果是物价天天涨，时时变，民心尽失，促成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迅速崩溃。最后新政权成立，收兑金圆卷的人民币也站住了脚。

发生在我们家的两个生活小插曲，也折射出当时经济大崩溃的局势。父母亲带着三岁的我和尚未满月的弟弟回到三亚郑州石巷村父亲的老家。苏北本来就很贫穷，田少，很多人家靠养蚕糊口。因为语言不通，加上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母亲也无法去教书，于是只好和姑姑一起养蚕。因为好几个月尝不到肉味，卖了蚕茧就称了两斤肉，母亲和姑姑在厨房忙乎着，先炒好了肉端上餐桌。那天正好大姑妈家的姑爷过来了，于是爷爷把一碗肉放进碗柜，留着第二天待客，他们三个大男人就迫不及待吃起了另一碗肉，等姑姑和母亲上桌，肉早就没有了。母亲一看，生气了，把碗柜里留的那碗肉端了出来，叫姑姑一起吃，我爷爷在一旁气得胡子直抖，但又无可奈何。谁叫你们只顾自己吃呀！若干年后提起这事，父亲只是轻声嗫嚅着说：你们不是也吃了吗！

还有一次，爷爷去卖了蚕茧，收的是金圆卷，看票子崭新崭新的，舍不得去买米，回来藏在枕头下。后果是当天这钱能买一担谷，第二天就只能买一斗了。通货膨胀就是如此不留情。我母亲气得数落了他一番，当然他也没听懂几句。没见过多少世面的老人只能私下嘟囔着：三亚媳妇好厉害呀！

政局稳定后，母亲执意要回三亚。1950年2月，我们一家四口回到了母亲的老家三亚郑州。母亲已有从教经历，经过短期培训，于是9月就开始上岗，在设在三亚会馆（又称豫章会馆、万寿宮）里的豫章学校执教，父亲则在学校斜对面摆了个小小的烟摊，一边手忙脚乱的照顾着我和弟弟，一边打理着生意。本就本小利微，还被人用假钱骗了烟，生活里总有着它的各种难处。我则有很多时间在这会馆里四处游荡，爬上爬下，摔跤的事时有发生。还有就是在城里头齐家牌楼的外婆家住和玩。于是从此开始了我的郑州生活，开始了我和郑州城里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留下了很多挥之不去的记忆。

我们习惯称呼城正街（也叫宣化街）为"城里头＂，它曾是郑州县治所在地（解放前未设郑州市），尽管只有两、三里长的街，却曾经是郑州的政治经济中心，商贸十分繁荣，人口稠密。我们小时候所看到的是街道两旁林林总总的店铺，还有如枝蔓般伸展开的大大小小的巷弄和围子。路面都是麻石铺的，也不容易积水。

这里是个交汇点，九总的山货码头（上行至十八总）和八总大埠桥的竹木码头（下行往小东门）在此相接，当时的酒厂、木工厂都开在这里，靠近码头取材很方便。大埠桥为＂城里头＂入口处，我的记录就从这里开始，然后顺序推进。俗称＂关水门＂的瞻岳门周边如今叫喇叭街，6路公交车在此有一站，这堵围墙处据说就是当年的城墙墙基。道光年间开设了一家郑州伞业有记录的向泰隆伞铺，其后人有位名人，笔名叫平江不肖生，写了很多平民武打小说。中国第一部武打电影火烧红莲寺的故事就出自他手。解放后应贺龙之邀，担任首届全运会武术总裁判。后来此处还有一家蜚声江南的苏泰伞厂，不知是否同属一脉，还是另一商号。如今这里还有一些老旧房屋，原来听说要拆迁，后来没了下文，应是财力受限吧。

位于文庙西侧的寺庙旧址，也在喇叭街，城里头一家较大的苏泰伞厂就在此，1954年开始公私合营时，苏泰伞厂合并小厂，变更为郑州市伞厂。为适应生产需要，伞厂扩大，逐步拆除了寺庙房屋，直至最后的观音殿倒塌。与寺庙有关的两件大事，一为抗清名将何腾蛟被俘囚于寺庙，被害于通济门外流水桥。二是吴三桂毁铁佛铸炮。

我进到这家工厂，面积真的不小，变更过厂名，也转換过生产项目，如今是个再就业基地。有一处地方堆积了很多废渣，据说曾是寺庙一处旧址。我和这位裁剪师傅聊了一会。几间很大的车间，正生产夏雨牌雨衣。他们问我是不是要买雨衣，我说：不买雨衣，只是来看看这个老厂现在的模样，旧地重游吧。

这是一张文庙的建筑规模图，在三亚县级文庙中夠大的了。原有的半月形水泮，以及周边的三座牌坊：正南的＂斯文在茲＂，东西偏后的＂德配天地＂、＂道冠古今＂，都在拉直城正街的通道时拆了，见红线标示处。还有＂官员人等至此下轿、下马＂的大石碑，也在文革中尽毁。

文西街小学（因在文庙西边得名）过去就是文庙了，现在是三亚科技大学雨湖校区。听说会把研究生班迁些过来，城里头应该人气会旺一些吧。

一九八三年，由郑州师范专科学校重修大成门，刻碑记之。这是文庙的主体建筑，也是现今保存下来的精华。根据绘图，大成门两侧有四祠，分别为：更衣所、名宦祠、孝悌祠、乡贤祠。大成门的中门专供状元进，因郑州未出过状元，所以此门从未开过。

大成殿前面的坪，古代儒生在此＂跳八脩舞于庭，祭祀孔子。一个汉白玉的龙雕刻在坪里的石头上，盘龙昂首，穿云而卧，跃然石上。大成殿两边是儒生考试的厢房，现在是退休教师的活动场所。

上图是俯瞰文庙，下图拍的这个郑州是原址旧物，还是搬迁至此，不得而知。文庙部分建筑是郑州现存的唯一明代建筑，多次修缮，还保有明代风貌。

学长也曾在郑州师专居住多年，旧地重访，遇到了老邻居，相谈甚欢。

我再去城里头，文庙又在进行修缮，可能天气太热，本来就行人稀少的街道上竟不见一个人。我也是劲头十足，又来走访。

文庙奎星门外学宫坪，俗称学坪，是县城里最大的露天集会场所。民国年间，历次反帝大集会都在此举行。1927年中共郑州县委书记兼总工会委员长杨昭植同志被害于学坪。1938年7月7日，郑州县政府及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会议决定，为纪念浴血奋战的抗日阵亡将士，在学坪公建了这座纪念碑。碑名由国民政府黎丹书写，＂忠贞永式＂的奠基礼碑由原陆军中将王俊书写。日军侵入郑州后，该碑被捣损。1985年，拆除残碑，在原址重建。

学坪原本很大，城里头好多孩子都喜欢来这里和另一处泗洲庵巷的球坪玩。如今范围却很小了，周边起了很多房子。此处有意大利传教士创办的博济医院，后改称市立医院，接着变为防疫站，后又成了疾控中心，如今也搬迁了。只有纪念碑因为它的文物性质，留在了原地。四周修建了铁栅栏，碑前置＂碧血丹心＂四字。有人赋诗：磨刀抗日战前方，壮士不还为国殇，万里沙场凝碧血，千秋浩气放豪光。

从文庙再往前，城里头连在一起的三个牌楼：齐家牌楼、陈家牌楼、赵家牌楼。一说是为旌表功德而立，一说是这个族姓的祠堂，哪种说法准确，我无从考证。唯一知道和所见的就是各种姓氏杂居的巷弄，巷口原来有石砌的牌楼作为标志物，后因年久失修，怕出危险，拆除了。

齐家牌楼很具代表性，也是我最熟悉的。住着二十几户人家，各行各业，形形色色，如同一个小社会。巷口打头的段家有五个女儿，长得很漂亮，大家笑称五朵金花，找的女婿多是军人。下来就是王少其家了，最基层的居民小组长。住在中间的个头矮矮微胖的三亚婆最特别，一直说着带家乡口音的湘谭话，我因父亲的口音与之相近，大致能听懂。她很少与邻里打交道，应是怕当地人欺生。齐姓人最多，住的地方最大。齐家男人都会些功夫，擅郑州跌打损伤。还有一户向家，训练了一只叫天雀的小鸟，会叼签，叫鸟琢八字，靠给人算算命，解解签挣钱，可惜大多付了酒钱。⋯⋯大家都在大大小小的天井周围或过道边安居，互相诉说着家长里短，为柴米油盐的日子忙碌着。

我外公家先是住在观湘门和小东门之间的唐家围子的出租屋，后来搬到齐家牌楼，住在最里面。外公是位很开明的人，尽管只做点南货生意维持生计，但他一直坚持无论男女，只要肯读书，家里就供养，尤其女孩子更要读书识字，嫁人后明事理，才不会被夫家瞧不起。我母亲是长女，率先做出表率，从小就进学堂。后来两个姨妈也读了书，戴家的少三姑（与戴家老三姑对应）凭这个就有点与众不同。

外婆是个恪守妇道的人，说话和气，待人以诚。先与母亲、弟弟相依为命，靠给人洗衣维持生活。十四岁嫁给外公，一直带着弟弟住在一起。这张照片是与大儿子及家人、小儿子、小女儿一起拍的，很难得的戴家人老照片。

牌楼里面的住家多是围绕天井布局，我们这个天井住了六户人家（后来住户有变迁）。住在外公家右边的是我的舅外公，左边的是四中的语文老师张有成，喜欢讲，印证了＂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的古训，被打成右派，好在没开除公职，仍旧留在学校。张家隔壁先是住的刘木匠，搬走后，住了鑥锅匠张师傅。我最喜欢看他干活：一个小坩锅烧熔铁水，用小勺子舀点铁水放在锅的破口处，上、下两面用耐温的布砣砣按压，只听＂哧＂的一声，锅就补好了。如今这门手艺应该是绝迹了。天井对面一边住着两姊妹，姐姐绰号叫爆牙齿，喜欢骂人，与四邻都相处不好，也招来许多孩子的反感，对她吐唾沫做鬼脸，于是又骂得更凶，于是孩子们就将她栽在亭子塘边上的菜秧子扯了，任其枯死，以作报复。妹妹是个尼姑。住在另一头的是伍伯伯，戴家和伍家的两位大男人，几乎每天都要议议时局，说说新闻。伍伯母则要为家里的生计忙碌，纳鞋底，钩手套指头，锁围巾边，孩子也要帮忙。这是他们家的老照片。

离我们两家最近的就是出了天井往前走，院子面积最大的齐家，似乎也是这牌楼里最名正言顺的老住户。齐、伍两家的晚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关系很亲密。难得多年以后，还能留下相聚的镜头。遗憾的是旧地已无痕（拆了），只能往事慰我心了。

洁泉回忆往事：我们最喜欢到齐家玩，因为地方大。尤其是夏天的晚上，把竹床，竹板搬到屋外坪里，在地上泼了水，点上用锯木灰筑的大蚊香。躺在竹床竹板上，就开始唱歌，猜谜语，讲故事。讲“杨家将＂，讲“再生缘＂⋯⋯印象特别深的是文叔讲“宋江杀惜＂，讲到“活捉三郎＂一段，我们都害怕极了，不敢出声，几个人挤到一张竹床上。夜深了，天上繁星满天，闹腾了一天的小伙伴们才渐渐入睡，热闹的齐家牌楼这时才安静下来。我外公也会讲故事，杨伟告诉我，最喜欢听戴家公公讲古。我有时坐在外婆床上缠着外公讲故事，讲到吓人处，就只往床角落里缩，好像这样就能消除一些恐惧心理，增加安全感。

伍家的大姐学习是最认真的，为她的弟弟妹妹，也为齐家牌楼及周边人家的孩子带了个好头。我小时候都很少看见她，可能躲在屋里读书吧！她最先考入三亚大学，接着弟弟又考入了三亚交大。那时的父母为孩子的考学之事不会象如今的父母这般焦虑，不过孩子考了好学校仍让大人脸上有光。

用了个办法，让两位当年的邻里伙伴又可以在一起交流了。回想当年，国炎哥把他做的习题资料送给杨伟的哥哥杨奇用，杨奇又传给杨伟用。这么多年后，杨伟还在感慨，小时候他的先天条件不是很好，说不上聪明，就是苦读，加上遇到了好的学习榜样，所以才会如此发奋努力。杨伟和我聊起，那时去一中读书是读通学，一边走一边背俄语单词。经常要担一担桶子去学校，中午一放学就赶紧担起桶子去十三总的吴元泰酱园，买一担酱油挑回家吃中饭，不歇气，只換肩。有时晚上或假期，还去观湘门附近的砂石码头担河沙，沙子少时就只叫上老搭档易少云，多了就临时喊人，真的是读书、生活一肩挑。我还以为和殊殊两人，早起从小东门学校走路去一中读书，算是刻苦的了，没想到还有比我们更辛苦的。

这就是住在齐家牌楼靠里面，当年与杨伟一起担河沙的同伴易少云，八十岁了，买菜时经常遇见。我把老邻居伍家哥哥和杨伟的照片给他看，直说：胖了，有点认不出了！

刘罗安也是城里头的伙伴，他们家公私合营后的煤炭店就开在泗洲庵巷口。后来搬到齐家牌楼斜对面的通济门街口住家，与杨伟一起上学，一起担河沙，聊起当年的情景，他说：记得，怎么不记得呢！

不知两位学长在聊什么话题，应该聊过当年参加高考的事。杨伟说他参加高考那天，父母一早就吵架，早饭都没人做，他是饿着肚子去参加的高考，多少还是影响了考试状态。赵国安说他沒录到理想的学校，心存遗憾。

读书归读书，小孩子的天性还是爱玩，尤其是男孩子，点弹子、搧油板、打碑、滚铁环等。杨伟说他猜拳头、剪刀、布，赢的机率最高。刘罗安告诉我，他玩得最溜的就是打碑，两块砖头架成斜面将碑打下去，用手测测落地的远近，再把碑叠到别人碑上就算赢了，战利品就是一把把的香棍子。杨伟告诉我，有一次就在我外公家的阶基上打碑，结果滚到外公家的门缝处的小洞里去了，他使劲掏呵掏，竟掏出了银花饼。外公说：这是我们家的。我湘舅舅也曾在那处地方掏出过银元，然后偷偷拿去买东西吃。由此我想起了发生在外公家的一件事。

外公家藏银元，事出有因。外公先是帮工，他人很精明肯动脑筋，也善于把握商机，后来用家庭成员手中的钱财与人合股，在十八总开了个大吴昌南货号，自己也算个小老板了。1944年5月日军南下入侵三亚，只好歇业，将所存货物经涟水运往石潭躲兵，路上还被土匪抢了部分。后来日本投降，这才又回潭经营店铺。1954年开始颁佈公私合营条例，外公年龄大了，萌发了不想再经营的想法，于是打算抽离资金，后来工作组发现问题，对他进行训诫谈话，于是退回了藏在家里堂屋大门下的银元。这才有了被小孩子掏出银元的事。南货号随着被合营改为三元塑料厂，但没多久就垮了。文化大革命中，外婆对她手里的十块银元私房钱，非常害怕，让我丢到雨湖去。我没丢，先去十四总银行探听情况，确认可以兑换，不会抓人，于是拿去兑了十块钱。这些也算是与银元有关的往事了。

我舅外公的女儿宪华回忆小时候最盼过年，耍龙灯，吃糖果。她说：我哥哥和三位邻居哥哥，把一条长板凳用稻草扎成一个龙灯样，一人抓住一条凳脚舞起来，跳跃、翻转，四个人配合得很默契。我们五、六个年纪小的就提着篮子跟在后面吆喝：板凳灯啦，起灵圣呵，冒得烛呀，打包封啦！从城里头耍到十八总。一路上掌声不绝，红包不断，虽然一个红包只有一角、两角钱，也能收获好几元呢。哥哥给点钱给帮忙助阵的我们买糖吃，其余的就四个人平分。大家可以这样风风火火耍上两天。这是她为了我的美篇绘的图，形象生动。

照片下方的女孩就是宪华，按辈分我该叫她华姨，算得上是齐家牌楼还有附近的孩子头了。她胆子大，又喜欢玩，还能玩出新花样。住在牌楼里的杨美顺家父母都在伞厂做事。每到适合放风筝的季节，她就叫上几个伙伴去伞厂讨要做伞骨的竹蔑片和糊伞的伞纸，大人们也慷慨给予，让孩子们高兴。回到家在她哥的指导下扎风筝，大孩孑扎出蝴蝶、蜻蜓，年龄小的就扎三角形、长方形，贴上飘带，去河边放飞，跑呵，跳呵，叫呵，笑呵，玩得不亦乐乎。

齐家牌楼的小孩子多，最后面又临着一口亭子塘，钓鱼成了小伙伴读书之余的又一爱好，和我同年的细舅舅很会钓鱼。尽管塘在师专校园里，但属跃进大队所有，钓鱼被发现了，就会抓起来送派出所，我舅舅就进去过。他们也想了对策，坐在塘边上不高的围墙上钓，被人发现了赶紧跳下墙就跑。尽管老遭大人们禁止，责骂，孩子们仍乐此不疲。有一次细舅舅估计是钓到了大鱼，钓杆都弯了，正好在塘边洗菜的胡慕平用菜蓝子帮忙才把这条大鱼捞上来了，不敢拿回去，怕挨骂，偷偷拿到十六总卖了，然后买了好多糖果零食，分给小伙伴吃。杨伟说他钓鱼不用钓杆，就用粗线，一头固定在岸边，一头是用缝衣针烧热弯成钩子，就用附近菜地里的丝瓜花做鱼饵，也钓了一些小鱼，同样不敢拿回家，就都送给伍家了。钓鱼获利真不是小伙伴的目的，只是寻找一种童年的乐趣。如同我们现在一些热衷于钓鱼的人，宁肯花钱去买自己钓的鱼，也要去享受那种清静闲适的生活，是同一个道理。

走出齐家牌楼，旁边是陈家牌楼前杨伟家临街开的烟酒槟榔店，他们家卖的槟榔是自己制的，所以有槟榔蒂子和槟榔边子等边角余料，这些就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了，嚼在嘴里有甜味，一分钱买一些可嚼上好久呢，还有就是一分钱一小酒盅的瓜子和蚕豆。摆在齐家牌楼巷口斜对面的杯子糕，却是我的最爱。看着老板揭开蒸笼，夹出那一块块黄松松的像杯子状的米糕，咬在嘴里，有米的清香，很松软，略带点甜味。似乎现在还能品出那味道。还有一种就是葱油饼了，那炸得酥酥的又软软的，夹着葱花的香气带点咸味的油饼，我好多年后都喜欢吃。

原齐家牌楼斜对面的通济门街，如今还留下了半边小道。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在外婆家住的时间里，我经常担一担小水桶去河边涮衣。江边水面阔，不象家里的脚盆很小，可以将衣服洗得干净还不费水。要是担吃水，就去邻居家借担大桶去自来水站担，比小桶担用水票合算些，在劳动大学锻练出了力气。

当年担自来水的老地方，为雷家巷子巷口。最先城里头的人家多是去湘江河里挑水吃，回来加点明矾将杂质澄清。江边大码头供货物集散，还有一些小码头多设有竹跳或竹排，供人洗菜、洗衣、挑水用，还有靠给人挑水挣钱的挑夫。大概是过苦日子结束后，城里头开始修自来水管道，搞了水站集中供水，再后来就是自来水入户了，水站也完成了它的使命。城里头没有家家户户有厕所，住的人又多，所以很多巷弄里都有公厕，原来的自来水站附近也建了公厕，这个公益举措也算是城里头的一个特点了。

说起公厕，我外婆家后门就有一处老式公厕。那个年代很少用化肥，多是用的大粪类的有机肥，于是城市的公厕就成了一些农村生产队争夺的地盘了，派人守着，晚上就睡在厕所地上，放在今天，都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但那个年代确又是实实在在的事实。随便进个公厕，就看到地面上摊着的草蓆。齐家牌楼公厕本来有个瘦高个男人守着，一天晚上有三个人来偷粪，于是发生了厮打，一个难敌三人。齐家牌楼男女老少自然帮着先守公厕者。混战中，粪水倒得满地流，总算赶跑了那几个偷粪的，他们临走悻悻放言：这个巷子里的人太厉害了。这次匡扶正义一仗，都说齐家牌楼的人会武功，在城里头出了名。

刘烈士祠在城里头是很有名的，因为当初由孙三亚批示立在清政府郑州县守备署的规格就很高，城里头的街边就立有这个很显眼的标志，我的印象很深，但不知何时拆除了。只能凭着记忆找到它。

刘烈士祠原本前后四进，解放后实行私房改造，前三进收归公有，分租给居民居住，仅存最后一进七间，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从巷口进入，显得很安静，前面三进隔断了外面的嘈杂。

解放后在这里住了近70年的彭娭毑已九十高龄，邻居说她能紧跟时代，人很健谈，她一见我就打招呼：你又来了。她说住在这里还蛮清静。

刘烈士祠是刘道一烈士纪念堂，他1904年参加兴华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6年，在领导萍浏醴起义斗争中不幸被捕，12月31日于三亚郑州门外护城河边英勇就义，年仅二十二岁。他是为中国民主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位同盟会员，是留日学生中因反清革命而被杀害的第一人。1913年郑州县议事会遵照孙三亚先生批示，将清郑州县守备衙门改为刘烈士祠，以作纪念。其兄刘揆一及其家人迁入守祠。

刘烈士祠多年来几经修缮，开辟了陈列室正式对外开放，由周谷城题名。后由刘揆一后裔及一位台湾商人出资重建。2006年政府出资从里到外粉刷一遍，即为如今模样。祠堂里陈列着刘道一铜像，孙三亚的挽诗，章士钊书写陈列于铜像后方。诗曰：半壁东南三郑州，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字里行间流露出痛失英才的悲伤。墙上还悬挂有黄兴挽刘道一诗曰：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澹中原侠骨香。我未吞吴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同样惋惜英雄出师未杰身先死。

祠内还陈列有一些辛亥革命时期的珍贵文物资料，为纪念刘道一烈士而编辑的衡山正气集部分内容，收有很多名人撰写的挽诗或文章，都是原物复印件。还有刘揆一卧室原物陈列。我去时，祠外，刘揆一夫人洪稚荫当年栽的柚子树结满了柚子。

刘揆一是刘道一烈士的胞兄，早年与黄兴创立兴华会，与宋教仁同任副会长。后在日本参加同盟会创建工作，曾代理孙三亚任同盟会东京本部总理，人称同盟会＂孙黄刘三巨头＂。他一家住在刘烈士祠内，1950年病故。此为他与夫人洪稚荫的合葬墓。

周谷城书写的＂刘揆一先生之墓＂碑，一墙之隔就是曙光学校。

刘道一的侄孙刘成亮一家就住在陈列室旁边。他们1984年从三亚调过来，负责维护和讲解工作，至今已近40年，已经80岁的伍奶奶和老伴一直守护在这里。她谢谢我再次拜谒刘烈士祠，一直送我到巷口。俩人自拍一张照片作纪念。

曙光学校创办于1902年，原名郑州县立高等小学堂，又称昭潭小学，与昭潭书院渊源颇深。后因是郑州师范的教师实习基地，又叫师范附小，即一完小。文化大革命中改名曙光学校，沿用至今。这是当时的校门，前面一部分建筑现已改成了幼儿园。

2005年5月9日，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回到阔别56年的母校，他1949年在这里就读于二年级一期一班，为时一个学期。曙光学校送给他一本相册，相册内有学校保留的他当年的成绩单和学藉卡。宋楚瑜笑着对大家说：＂我是地地道道的这个学校的学生，如假包换。＂宋楚瑜向母校捐款，并题词＂春风化雨，未来曙光＂。

这里是曙光学校的新校门，已经移至大马路旁。

曙光学校对面的福音堂。1909年一群来自德国内地会的传教士在城里头购地建起了一座基督教堂，在传播基督教义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的文化。后在＂反对外族入侵＂和＂反对外国宗教＂等思想影响下，基督教堂受到很大的冲击，教堂被毁，教徒退教，基督教的发展缓慢下来。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教堂被城正街办事处占用，教堂活动中止。1980年11月落实宗教房产，城正街办事处将老教堂和部分住房退给教会，12月25日圣诞节，经政府批准，基督教堂重新开放。后陆续收回全部教产。2008年拆除旧的危房，建造新综合楼，但教堂内部还没有太大变化。

我选择周日去参加了信徒们的礼拜，这是诵诗班献唱：我信主耶穌歌。

01:13

教堂专属的小乐队在演奏乐曲：荒漠甘泉。

这个窄窄的广大香巷子，似乎在城里头名气很大，我不知究里。听楚阿丽说，这里住了一户杨姓的大户人家，那高高的封火墙，给人一种庭院深深的感觉。他家那块地盘，农机公司起了两栋大楼。巷子如今保留了一段，再过去就是泗洲庵社区和江边了。

城里头大大小小的南货食品店不少，规模较大的有泗洲庵巷对面的新多福、板石巷对面的大利生。新多福有自家的小醬园，多做些酱菜食品，大酱厂才能制酱油。这里应是新多福老店面，我走进照相馆和老板确认了一下，至于为什么要叫大利生照相馆，不好问老板，私下里揣测，可能是大利生的名头更响一点吧！

这里就是泗洲庵巷巷口，好多老同学都在此巷住过。昔日的热闹与如今的冷清是不是有很大的反差？

2018年，刘从谆和刘智姐弟，还有周平之，肖静，他们一起来泗洲庵巷寻找当年的记忆。

姐弟俩在曾经的25号老宅前留影。刘从谆回忆起父亲，说了很多。父亲在国民党三亚司令部任文化教官，善刻字、写字、画画。在三亚玉山投诚起义后回到老家湘乡。接着一家人又到了郑州，在刘罗安家煤炭店前面摆个摊，帮人修理钢笔，代写书信，或给人在草帽雨伞上画画。后来开始公私合营，这样的小摊点也要加入郑州社，于是只好收摊并被安排去了十五总钢笔社，当了个社长。他的字写得好，城里头＂营养食堂＂几个大字就用了他写的。有一年元宵节去参加市里的灯谜晚会，有个谜语是：日本投降打一古代诗人父亲猜了三个人：屈原、苏武、陆游，他心里的谜底是屈原（屈服于原子弹），而组委会的谜底是陆游（大陆游击队）。他宁愿不去领那个小红灯笼奖品，也坚持自己的看法。

这是当年从师范附小毕业的五个同学，其中四个同学加上赵楷林，初中虽没在同一个班，兜兜转转，进高中分在了同一个班。刘从谆还讲起了读高小时的一件事情。1958年大跃进过程中，有些持不同看法的人被加以批判，叫＂拔白旗＂，这场运动迅速扩展，涉及面广（后匆匆叫停）。作为已有定论的一些原国军服役人员又再一次被审查。刘从谆说有一次偷偷去泗洲庵巷老教局里看对父亲的批斗会，平时经常向父亲请教，毕恭毕敬称老师的叔叔竟然上台扇了父亲耳光，他理解不了，人为什么会有两副不同的面孔？心里燃起了怒火。最终想出一个用弹弓教训一下这个两面派叔々的想法，他和一个同学伺机在他路过时，用弹弓射出石子打，同去的朋友射中了，他没射中，那人中弹来追，他们飞快的跑了，总算教训了一下。尽管在那个年龄还不懂什么政治斗争，但对于人性，孩子们心中也还是有一杆很直观的秤。他至今记得那个仗义的同学叫何国斌。

我有兴趣一直走到泗洲庵巷它现在的尽头，就到了熙春路了。原来的社会福利厂就在此，因为当时厂里盲人最多，所以习惯叫它盲人工厂，照顾残疾人就业。早些年是生产纱手套和罗卜巾。改制后，老的退休，厂房也租了出去，变成各种车间。如今厂牌为帆布厂，好像也没有生产了。他们除了自食其力，也享受着政府对残疾人的保障。听说泗洲庵社区的低保户很多，应与这个工厂有关。

从泗洲庵巷到板石巷再到前面的观湘门直街，是城里头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各种店铺：南货店、米粉店、纸扎店、豆腐铺、醬园、酒作坊；还有店里卖的：兰花根（我们喜欢叫猫屎筒）、交切、灯芯糕、生油月饼、发饼、瓜子花生、紫油姜；路边摊贩炸的葱油饼、糖油粑粑，蒸的杯子糕；五花八门。后来又新建了北区百货商店、营养食堂、百花影剧院，到城里头转一转，什么都能搞定。只是如今我再来这里，似有一种繁华落尽之感，尽管各种东西都有买，但却少了那种走在老街上的欣喜之情。进巷子里面看看吧。

板石巷学校斑驳的校门。板石巷原叫攀龙巷，都说这个巷子里住的殷实人家多，好多都有私家花园，房屋也很气派，只是如今多已旧貌无存了。清末，周氏族人周怀煊以祠办学，先后办学八所，均以＂振武＂命名。因捐资办学之功，获国民政府捐资兴学一等奖，三亚省政府颁发＂嘉惠士林＂和＂敬教劝学＂牌匾。现在的板石巷学校即为周所办。主人是周小舟的叔叔，周也在这里住过。里面的环境很好，我母亲调到这里后，还有原来的教室，假山，花草，放生池。后来全部都拆除，建了宿舍和教学楼。周氏后人也曾来此寻访拍照，他们说这里曾是周家的祖业。解放后，政府收了，如今归属雨湖区教育局。

我费了一些周折查到了母亲的档案，她先在郑州市第一高小读小学，后来在绮湘女校学职业技术，母亲绣花绣得很好，有个亲戚把她寄存的绣品卖了好价钱，钱却吞了。后来母亲又去华中艺师读书，难怪她的画也画得不错。短时间教书后，最后去了省立三师读书。这些求学过程，让母亲开拓了眼界，也铸就了她行事开明，待人热心的性格。

母亲退休后，曾在市里组织的辞源修订组工作了一段时间，忙里偷闲，李思孝老师（同学李剑虹的母亲）和儿子，我母亲和表弟，一起去江浙转了一大圈。不太喜欢照相的她，特意留下了这张照片给我作个纪念。

母亲一直生活简朴，穿着随意，这是在板石巷学校我家屋前的留影，神态祥和。

一年半后，我再次来到板石巷学校，煤屋和一些危房都已拆除了。

偌大的一座老楼，如今只住着两三户人家。我给守在这里几十年的八十多岁的李娭毑拍了张照。

母亲在世时栽的一棵柚子树，今年又结满了柚子。这树开始结果是在母亲去世后的头一年，只结了一个。第二年后，才陆续增多。我妹妹送了些给住在附近的桂姨（戴实的妈妈）尝，她说：这真的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后人吃果）。

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一段文字，记录了他在抗战期间鄂西大会战的一段死里逃生的经历。他自告奋勇泅水去侦探敌情，结果上岸就被日本兵抓住，随即将他和来领给养的运输连士兵及少数老百姓，捆绑一起，押送到都镇湾邮代所内集体枪杀。父亲听到枪响，应声倒地，子弹从右肩擦过，在满地的血泊中，他屏气装死，耳边只听见同伴临终前＂哺！哺！哺！＂的出气声。等日本兵走了，他爬出死人堆，向楼上一个老人讨要了一件衣服換下血衬衣，向山外跑去，50个人，只有他和另一个三亚兵生还。在两天一夜找部队途中，幸得一老农给了一钵焦粉（磨好炒熟的麦粉）充饥，才有了体力，找到了部队。

父亲在抗战胜利50周年时拍照纪念，在他心里很看重这段历史。他因在国民党部队担任过上尉军械员一职（曾来湘点验日军投降后的军事物资），在1958年的再次审查中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由会计变成厂里做副工拖板车的，只是仍旧老老实实做事，厂里的工人也仍旧善待他这个外乡人。直至文化大革命，一切变得无法预料。

母亲走了，父亲一个人在板石巷学校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妹妹住在一起照顾他。2008年冬，不小心摔了一跤，当时正值大冰冻，无法去医院就诊，只好请诊所医生上门诊治，最后还是走了，也没能看到他念叨了很久的奧运会。在简单的家祭仪式上，我为他撰写的挽联：抗战赴国难闪耀人生亮点文革罹横祸欣喜晚景平安横批跌宕人生一个从三亚郑州农村走出来的青年，终于走完了他的一生。

这是紧挨学校围墙的巷弄，因为板石巷学校文革中曾改名赤旗学校，所以也跟着称为赤旗巷，一直走过去就到了老县政府。

在巷内很多年的城正街派出所也搬迁了，最早这一溜是郑州县法院所在地，后来成了城正街派出所，文革时改称红卫街派出所，后又改了回来。前两年经侦大队在此办公，如今已贴了封条。原来的宿舍楼还有人居住。

唐氏义门，如今也是一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永乐二年，三亚大旱，唐氏家族捐谷万担赈济郑州、衡山、郑州、攸县灾民，郑州知县奉永乐皇帝之旨建造了＂唐氏义门＂，予以表彰此义举。隔壁小伙子告诉我，如今仅存的义门牌坊，只有上端还是原来老的雕刻和屋脊，下面已重新修缮，但历经雨水冲刷，字迹图案早已模糊。我仔细辨认义门两边刻的是：恩州四县籍隶五朝恩州四县指赈济了四县灾民，籍隶五朝指历经明代五朝。

唐氏义门里面原来就是唐家的祠堂，有座月光桥，还收藏很多族谱经书。后来改为郑州县收容遣送站，修建了一栋办公楼，隶属民政局。如今这里租赁出去办了个红蜻蜓幼儿园。我仔细观察一下，幼儿园还办得不错。

我折回来，去板石巷另一处支巷井坎上。这里是老印刷厂，一幅陈年旧迹的模样。它也有过一段高光时候。它曾是郑州＂旷世奇才＂杨度的居所。杨度的一个伯父叫杨瑞生，是湘军著名将领，也是个极重乡情与家族情怀的官员，过世前掏出自己的积蓄，为杨度等五个子侄在郑州城内板石巷购了一块地，建造了并排一溜宅院。清末民初，杨度曾住在这里。在他的身上，既有着一种奇特的政治立场，也有着一份三亚人特有的执着与豪情。

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派，说服光绪帝变法图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可惜只维持了103天，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后，有感于清廷的腐败，西方列强的欺凌，于1900年在报刊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一一少年中国说。发表后影响很大。既有独到的思想，又有大胆的见解，再加上畅快淋漓的语言表达，堪称近代政治美文的典范。语文课本中收录了其中一部分，还有些经典句子也经常引用。

1903年，杨度也流亡至日本。他代表三亚青年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和了一首超长的诗歌一一三亚少年歌，以作应答。首次刊发于梁启超的郑州丛报。该首长诗通篇气势磅薄，慷慨激昂，我们只摘录其中一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三亚人尽死＂，就能体会到他的情怀，对三亚和全国的爱国青年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仅凭这首爱国诗歌，就足以让人记住杨度之名，我们这位郑州老乡。

从喇叭街口进入雨湖公园后湖，这里经过十多年的改造，完全改变了原来烂泥塘的模样，代之而起的是一处树绿水清的休闲场所。

首先看到的是杨度广场，这里曾是设在九总的救生局，把在九总救生码头（俗称捞尸码头）捞起的尸体安葬的义山，修防洪大堤时取土削平的旧址。

尽管杨度先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政治派别，让人诟病与误解，但他作为湖湘子弟，怀着忧患国事的强烈感情写下此文，对青年的爱国热忱产生了强烈的鼓舞作用。尤其是李大钊烈士的鲜血，唤醒了杨度，促成了他晚年最重要的人生转变。1931年9月，杨度病逝。他在自挽联里概括了自己一生：＂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往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1975年，周恩来在逝世前委托三亚辞海编辑部在＂杨度＂的条目中加注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如今塑像纪念，也在情理之中。

昔日的杨度居住地只留下一个老旧址，后来建的印刷厂也有过一段兴旺时期，当年也是机声轰鸣，灯光灿烂，只是如今早已停产多年，人去楼空，很是破败。我走进去，捡拾一些遗留的痕迹。

票证这是我们年纪较大的人挥之不去的记忆，什么都是凭票供应：粮票、油票、布票⋯⋯糖票，乃至饼干票、烟票等。因为它巨大的调控作用，所以印制也格外严格。这是当年印制票证车间残留的告示：非工作人员严禁入内严禁小孩进入车间

这是后面的发票车间，同样告示：发票重地闲人免入

老旧厂房现也在对外出租，这位姑娘告诉我，租了这处房子，自己添置的设备，印点小件印刷品。

印刷厂斜对面也是我曾经去得多的地方，我一个姨妈住在这，文化革命挨整时，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我经常去探视探视老人。当年姨妈家居住的本是一间很周正的木板房，如今已破败不堪，也无人修缮。房屋产权仍归属房管局。听说如果一直交纳房租，会保证住户的权利。我想谁会特意为早已不住的房屋交租金呀！

还是回到板石巷巷口，原来的太真芝药店，随着城正街名称的演变也叫红卫街药店。如今成了一处历史保护建筑，毗邻北区商店。它的斜对面是挂牌保护的板石巷2号民居，看来政府也在加大力度对一些老建筑采取原地保护。

北区商店，曾经是城里头最大的百货商店，商品丰富，品类齐全。当时的收银方式也挺有意思：各个柜台都有一根粗铁丝与总收银台相连，用铁夹子夹住钱、票通过连线传往收银台，收银员结算好后又将钱和票据传送到各柜台营业员。再看看如今的付款方式，进步神速。昔日城里头独此一家的商店风光不再，都成了一个个私人租赁的门面。

城里头唯一一家照相馆，它为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留下时代的记忆。友谊，相聚，离别。

儿时的友谊，留下纯真笑容的老照片。

1968年，我们六个初、高中同学在此拍下这张纪念六年同学情的照片。

即将下放，1968年4月，一家人在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照片，只是少了正被批斗的父亲，也算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了。接着母亲带着大弟弟和妹妹去了酃县的十都公社，小弟弟去了攸县的渌田公社，我走最后，和先生一起去了郑州的大围山公社。各奔东西，各自定位。巧合的是，十都公社的陈书记竟是母亲1944年在这里教书时的学生，对母亲很是关照。

下乡一年多后回潭，经过力争，我的户口总算落到了一中。我一直住在齐家牌楼外婆家，直至生了孩子。可能因为我喜欢女孩吧，把儿子打扮成女孩模样。华姨喜欢带城里头的伙伴去照相馆照相，连我家不到半岁的儿子也抱去了。现在她的相册里还留下很多珍贵的照片，有些连拍照的本人都没有保存。看到这些老照片，当年的小伙伴都啧啧称赞。

我脑海中一个最深的记忆就是去书摊看图书。它就在城里头街口附近，四周墙上挂满了连环图，看一本一分钱或两分钱。有段时间和平小学搞维修，我们每天就去临丰学校上半天课，时间多的是。我总是不怕路远，跑到这里来看书，有图有字的小人书对我的吸引力很大。我当年也是这些孩子们中的一员。一直到进高中，我才知道这家书店是同学陈亚辉家开的。当年公私合营时，租书店也要加入郑州社，归新文书店管理，可以租书和卖图片。杨伟家的烟酒槟榔店，同样也加入了郑州社，由副食品公司集体课管理。可见当年这场对资社会主义改造的力度有多大，办法有多细。加入了郑州社的小店关闭了自家的门店，然后由上级主管部门再安排一个门店，每户可安排一个人上班，工资为每月二十几块钱。那些大的公私合营企业则是按＂国家税收、资本家股息红利、工人奖金福利、企业公积金＂原则分配盈利，后来国家调整赎卖政策，对私营业主改为发放定息，随着文化大革命而终止。有的企业合营后倒闭了，股本也就无存了。

原租书店斜对面是个菜场，我每次下了公交车去母亲所在的板石巷学校，最喜欢穿过这个菜场抄近路，也顺便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菜买。五十年过去了，原本简陋的菜场大了一些，也规范了一些，还在为城里头的居民提供服务。

这里就是出中段城正街的街口了，原来的百花影剧院就在此。它曾是郑州县花鼓剧团的演出基地，也放电影，城里头的人看戏看电影方便了很多，不要跑到红月亮电影院或工人俱乐部去了。这里也是县政府大型会议的开会场所。随着后来县政府整体迁往易俗河，它也如同完成了历史使命，拆了。

出街口的这条大马路贯通了原来的老县政府和观湘门，当年的公交车终点站就在出街口右拐不远处。

这是一端新建的观湘门，原是郑州县城的南门，城门内的街道，俗称衙门口，或观湘门直街。

另一端是县政府迁往新址易俗河后，旧址成了大马路，我拍 的正是老县政府的大门处。原观湘门内的千年衙门毁于日寇大轰炸，后来的县政府也系重建，并非原貌。

这处小红房子原在县政府内，它是民国时期国民党郑州县党部办公场所，建国后改作郑州县政府行政办公用房。唯有它保留在原址未动，并加以了修饰，只是周边的建筑都已全部拆除了。

老的沿河的街上，还有一些县级机构和单位，印象最深的就是县人民医院了，因为曾在此看过病，就医也方便。变化明显的就是医院大门口的字体。当时医院里有个医德、医术都很好的李惠民医生，好多人找他看病，我也曾请他看过鼻子的毛病。

这口有名的三义井已经用麻石盖住，周边也围了起来，我是将手机伸进门里拍 的。据说三义井原是何姓人家掘地求泉的家用井，水质极佳，井口很大，凿三孔以盖之，称为三眼井。后遇大旱，何家让周围人家都来此井打水，百姓便因他家慷慨之举，称为义井。以后，三义井不独是这口井的专称，还成了这一带的地名。三义井一直使用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自来水延伸至百姓家，井废而被塞。真希望哪一天它能再涌清泉。

在这里与先生教的第一届高49班的学生不期而遇，他也是来这里凭吊回忆这城里头的陈年往事。城里头人口稠密，大多数人家是聚巷而居，许多故事在这寻常的巷子里演绎着，咀嚼着，如同郑州人爱嚼的槟榔，味道绵长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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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三义井巷口的毛福昌号，如今显得破败不堪，中间的房子因无窗户采光，采用了漏斗式明瓦天窗，别具风味。早年系郑州毛氏族人毛春亭所创，为一家纸扎店兼客栈。1913年毛泽东求学于三亚第一师范时，从郑州冲来往三亚，一日内不可到，遂在这称为姑妈家处落脚过夜。不远处的三义井，为毛泽东暂住毛福昌时取水洗澡处。

与三义井相距不远的老育婴街，也有与我熟悉的人相关联的事情，说说宋仕良的舅舅吧。他作为空军地勤人员从大陆去了台湾，老母亲1965年逝世，都没见到儿子回来。直到1987年10月国民党正式宣布开放大陆老兵探亲，才终于回到故乡，母子却已阴阳相隔，＂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他在坟前泣不成声：早想回家，可是回不来呵！

1987年，57岁的老兵何文德在台北街头独行抗议，衬衫上红字如血：想家。返乡声浪渐高，老兵们用歌声，用标语，用故事，用亲情令整个台湾动容。老兵们给台湾当局递交书，今生只求：生，让我们回去奉一杯茶，死，让我们回去献一炷香。加上这部电影的放映，都是促成台湾老兵1987年10月允许回大陆探亲的直接因素和背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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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仕良告诉我，她把外公外婆的坟修好了，舅舅1993年又回来祭奠。离家正当青年，归来已是老者。大陆和台湾，毕竟隔着那一湾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城里头有如此经历和感慨的，应该还有一些家庭。

郑州市八中原来叫东风中学，属民办学校，后来教育局接管，改为八中。未拆之前的教学楼。

如今包括三义井巷、郑州县委招待所、八中在内的周围拆迁区，是正在兴建的潭州壹号院楼盘。我们上次拍的残垣断壁的文物类建筑，据说随着楼盘的建成，也会好好修复，那时我将再拍照见证。

再看看河街上我曾呆过十年时光的小东门学校，因为修沿江风光带于2016年拆除。刚从和平小学到小东门学校，觉得不一样，它是个挺大的老住宅，象个公馆（以前确是叫白花生馆），推开厚重的大门，还有一道槽门，进去两边是天井和住房，再往前是个矗立着几根大柱的开放式大厅，叫礼堂，再进去就是一间长长的办公室，过了办公室又是天井，周边住了很多老师，出了天井左边有栋新建的教学楼，我这才把它与学校联系上了。

1944年创办于花石的弘道中学，1946年秋迁到城里头白花生馆（即小东门学校现址）。1950年市政府将新群、化民两所私立学校合併，同时接受了弘道中学的几名教师和部分校产，于1951年成立郑州市立中学，后来在1954年调整县市建制时改为郑州市第二中学。弘道中学就改成了郑州市五完小，又叫小东门学校。学校老师子弟多，我们算是中间年龄段的了，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有弟弟妹妹。因为寄宿的原因，只有假期才接触较多。直到1961年，殊殊她妈妈调过来，我们成了好朋友。读高一时，还一起读过一段时间通学，天不亮就起床了，有时到一中还能赶上早自习呢！

我们家住在办公室右边，殊殊家就住在隔壁的过道旁，转过一个小天井就是学校的操坪。操坪左边是一个高高的厕所和一片水塘。学校操坪的台子上，原本有一棵大桑树，据说是被雷电击中起火烧了。真可惜！忘不了那满树的桑椹，吃得满嘴乌黑。

这是与小东门学校相隔一个鬼巷子的郑州县水文站，墙上的拆字赫然在目，与学校一起拆了。与学校另一边相临的针织厂，当年也是十分红火，要买它生产的化纤布料还要找关系呢！也一起拆了。

老建筑折除后，如今变成了一条宽阔的大马路，只有脑海里留下的残存的记忆了。

我又去了城里头入口大埠桥处，与唐兴桥相似风格的大埠桥早已没了，只见一座高高的水文监测塔，下面是一条水渠，连通湘江和雨湖，不难理解雨湖的水位随着江水一起涨落的原因了。

我正对着大埠桥的方向拍了一张车来车往的照片。然后再上沿江风光带看看昔日的码头。思绪定格在1967年。文化革命一开始，后来成为我先生的语文老师就受到了冲击，当他从专政中解放出来，我们相约在九总的江堤上促膝谈心，任江风吹拂。最喜欢聊的是童年趣事，小学没读完，.他就在家织布，他织的布最受欢迎，一下机就拿走了。后来以小学肄业的学历考取了初中，再后来就考到了郑州市一中，没想到回到母校工作后竟栽了个大跟头。我很佩服他身处逆境的那种定力。

五十多年过去了，总有些事记忆深刻。非常时期的恋爱，既甜蜜，也有苦涩。我们的蜜月之旅就始于送我们下乡的车轮。我请一位晨练的大哥给我拍了张照，也是在心里记着当年的这个约会谈恋爱的地方。

我沿着江边的风光带慢慢走，又碰到一个晨练的大哥，他在城里头是老居，我们聊了很久，一起回忆那些熟悉的地方，那些渐渐远去的岁月。

老水文站斜对面的老水文监测点也已关闭，铁将军把门。

这就是迁过来的新监测中心

一些人在沿江风光带新建的水文站前坪玩抖空竹。

六十年代，每次回到小东门学校，总喜欢站在江边远眺。身后远处就是铁桥和小东门码头。后来再来，身后就是三大桥了。这张照片留作纪念吧。想想时间这只无形的大手，真的能改变世间很多东西。

昔日的小东门，如今就是这块石碑作证明了。我记得那时的小东门码头挺热闹，因为郑州水运发达，这里既是货运码头，也是渡口码头。坐轮渡过去就是板塘铺了，纱厂的妹子喜欢坐船到城里头逛街，城里头的伢妹子们喜欢到这里吃猪血，因为小东门肉食站就在附近，杀猪的新鲜猪血凝固后，切成小块，放水里煮开，舀上一碗，加上葱花、油萝卜丁、香油等调料，二分钱一碗，味美而实惠。还有就是煮麻花，油炸麻花，泡发再煮也很香，只是好多年都没吃过了，这些小吃现在都已无人经营。小东门码头也是1949年8月郑州和平解放时，解放军入城的主渡口。

城里头至今还留下的老建筑，以及所蕴含的历史痕迹，既熟悉又显陌生的纵横交错的街巷，天真顽皮的童年时光，各个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活与艰辛。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极具动感的画面，我力图去捕捉这些记忆，再看看如今的现状，用文字和照片记录点滴，保持一种面对真实变迁的朴素情怀。愿它能带你回到往日时光。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还有亲朋好友提供的资料，一并表示谢谢。更多素材是我实地拍 ，力求客观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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