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亡人放生海南不是初一十五放生好吗【放生鱼的最佳时间和忌讳】

新的未必都是好的，回归本源往往更可取。大乘佛教在经历了近七个世纪的辉煌之后，由于刻意求新走入了密教的泥沼而不能自拔，在印度教、伊斯兰教的围攻和同化下，一种新型的佛教模式密教诞生了，这就是七十三世纪印度佛教的主流形式。密教的兴起寓示着印度佛教本具特色的丧失，也标志着佛教化世导俗功能的褪化，佛教成了一种利己的宗教，成了一种过分追求生理潜能开发而不是心理智慧开发的宗教，佛教迷失了方向，找不到了回家的道路，佛教最终走出了印度。

作为异地佛教的硕果，中国佛教也已走过了两千年的历程。公元前一世纪左右，佛教初传中国，也许是与中国有夙缘，佛教的传入满足了中国统治者的喜好，夜梦金人、遣使取经、梵僧来华、译介佛典，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从最初的误解为黄老之学的一支，到后来的儒家圣人的同类，中国人的胸襟在汉代还是非常宽广的。处于初传时期的佛教非常谨慎，不敢轻易显露自己的个性，真正显山露水那还是后来的事。神通、灵验是早期佛教的代名词。在与玄学的互补、交融、分离的过程中，佛教逐渐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成了与儒学并行的中国主流思想之一。

经过汉代的初传，佛教在魏晋南北朝阶段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逐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从而为隋唐时期的鼎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魏晋时期玄学盛行，“谈玄说妙”是当时普遍的社会风气，佛教的“般若”思想因此而有了大力弘扬的土壤，“六家七宗”与“竹林七贤”遥相呼应，玄借佛力、佛仗玄威，“格义”成了当时二者沟通的桥梁，也成了当时大量传入的佛教典籍的主要文字表述形式。南北朝阶段，南、北分治，南方的社会较稳定，基本能够承续这种遗风，慧远、道生等一代佛学家独领风骚，佛性、涅槃等一系列佛学名词的讨论，使人们开始注意到佛教与玄学之间的本质区别；北方因为社会动荡、战争频仍，人心惶惶，终日难安，所以佛教在安定人心、创造和平方面倾注了心血，罗什、道安、僧肇等成为当时的显要人物而受到特别关注。学派峰起也是南北朝时期佛学研究盛行的重大标志，寺庙的建造、石窟的开凿成为佛教与艺术相结合的完美结晶。

隋唐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使得社会文化、经济空前繁荣起来，“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成了盛唐的两大亮点，佛教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佛教徒把握了这一机遇，在南北朝学派峰起的基础上，创造了更加稳固、更加体系化的佛教传播形式宗派。三论、天台、华严、法相、禅、净、律、密八宗共相辉映，中国佛教因此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吉藏、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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