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放生乌龟选哪里的，华智菩提成都放生组2016年1月24日放生通知

10、活动地点：文星镇江安河，请大家用导航搜“山顶上”（成都市双流县光电路1号）

二、放生甲鱼前要说些什么内容

1、万师兄：13980061727

2、李师兄：13908069625

3、唐代成都的佛教寺院与壁画

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毛双民

5、唐朝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高僧大德辈出，佛学宗派林立，译经事业发达，僧团人数庞大，相应地是这些僧人们进行佛事活动和传播佛教信仰的场所——佛教寺院，也日益增多，正所谓“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无论是在通都大邑，还是偏僻穷乡，都能够看到香客云集、烟雾缭绕的佛寺庙宇。这些寺院大都建在风景秀丽的名胜之地，而且建筑雄伟，“广殿长廊”，“邃宇珍台，层轩宝塔”。如都城长安开元十年前后就有佛寺90余所，不仅寺院众多，而且规模宏大，仅大兴善寺一所就广占一坊之地，总面积达20亩左右。又如地处晋昌坊的大慈恩寺，是唐高宗作太子时，为了纪念其母文德皇后，于贞观二十二年在隋朝无漏寺废址基础上而建立的一所寺院，也是佛学大师玄奘从事译经和讲学的场所，“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现在著名的西安大雁塔，只是当年慈恩寺的一小部分。唐武宗会昌五年进行的毁佛运动，“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

6、在唐代，佛寺不仅仅是僧人研习佛法，宣扬教义，进行佛事活动生活和普通民众拜佛求福的场所，而且还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往往成为科学、文学、艺术(包括音乐、戏曲、绘画等)学习和研究的中心，也是民众游览和文化娱乐场所。如长安城中的慈恩寺，“竹木森邃，为京城观游之最。”唐代的进士及第后，都要聚集在慈恩寺大雁塔下游赏赋诗，题列他们的姓名于此，被称为“雁塔题名”，为京城的一大盛事。著名的诗人白居易一举及第，春风得意，曾题诗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因为慈恩寺地连著名的风景胜地曲江池，因此往往成为文人雅士们游玩韵疡所，这从《全唐诗》中众多诗人留下的题名游慈恩寺的篇什中可以得知。牡丹是一种名贵花卉，唐朝的官僚文士有欣赏牡丹的习俗。我们可看一则十分有趣的小品文：

7、京师贵牡丹，佛宇、道观多游览者。慈恩(寺)浴室院有花两丛，每开及五六百朵。僧恩振说会昌中朝士数人同游僧舍。时东厩院有白花可爱，皆叹云：“世之所见者，但浅深紫而已，竟未见深红者!”老僧笑曰：“安得无之?但诸贤未见尔!”众于是访之，经宿不去。僧方言曰：“诸君好尚如此，贫道安得藏之!但未知不漏于人否?”众皆许之。僧乃自开一房，其间施设幡像，有板壁遮以幕后，于幕后启关，至一院。小堂甚华洁，柏木为轩庑栏槛，有殷红牡丹一丛，婆娑数百朵。初日照辉，朝露半唏。众共嗟赏，及暮而去，僧曰：“予栽培二十年，偶出语示人，自今未知能存否?”后有数少年诣僧，邀至曲江看花，籍草而坐。弟子奔走报：“有数十人入院掘花，不可禁。”坐中相视而笑。及归至寺，见以大畚盛之而去。少年徐谓僧曰：“知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预请，盖恐难舍。已留金三十两、蜀茶三斤，以为报矣。”

8、读后令人忍俊不禁，慈恩寺僧人所培植的这株牡丹真是名贵至极，使那些朝士们赞叹不已，一直观赏到天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后来竟被一伙文明的强盗少年掘去。寺院成为培植花木的地方。“长安戏院罗集于慈恩(寺)，小者在青龙(寺)，其次荐福(寺)、永寿(寺)。”说明当时的戏场也多在寺院里。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八日，(诸妓)相率往听焉，……故保唐寺每天八日，士子极多，盖有期于诸妓也。”这样寺院还成了士大夫们拈花惹草的场所。特别是每当寺院的僧人开席讲经变时，“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可以想见当时的热闹场面。佛寺壁画是寺院中又一大景观，“寺观壁画之盛，以唐为极。”当时的杰出画家几乎都曾在佛寺中挥毫作画，如被后世尊奉为“画圣”的吴道子，其作品多数以佛教故事为题材，“寺观之中，图画墙壁，凡三百余堵，”他所画的佛经变相往往有震人心魄的作用，如在长安赵景公寺所画的地狱变相，“都人咸观，惧罪修善，两市屠沽，经月不售。”这不仅说明了吴道子以精湛的画艺描绘了地狱中种种受苦受难的恐怖景象，也说明了佛教通过各种宣传方式深入人心的结果。唐代长安和洛阳的寺院中几乎都留下了他的画迹，其画也被许多画家和各地的寺院所模仿。本文试对唐代成都的佛教寺院与佛寺壁画作一些探讨。

9、成都在唐代是一个重要的大都会，是当时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西交通要冲和军事重镇，先后为益州总管府、西南道行台、益州大都督府、剑南节度使、西川节度使治所。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仓皇逃到成都避难，曾一度改成都为南京，与当时的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北京太原并称，所以在唐代有“扬一益二”之称，谓天下繁华，扬州为第益州次之，益州即指成都。唐朝成都城的状况和规模，因文献和考古资料缺乏，已难以考知其详，据史记载：“西川节度使高骈筑成都罗城，使僧景仙规度，周二十五里。””说明其城规模相当大。成都在唐代不仅是数得上的繁华都市，佛教也十分兴盛，主要表现在成都城内拥有众多的寺院，现在可考知其名称的有：正觉寺、建明寺、多宝寺、空慧寺、宝园寺、宝历寺、龙居寺、福化寺，福缘寺、福寿寺、福感寺、福胜寺、净众寺、松溪寺、净慧寺、法聚寺、圣寿寺(又名元和圣寿寺)、圣慈寺(又名大圣慈寺、大慈寺)、菩提寺、宁国寺、圣尼寺、龙怀寺、胜业寺、建昌寺、大云寺、开元寺、草堂寺、应天寺、中兴寺、龙兴寺、宝应寺、南平寺、宝相寺、福圣寺、静德寺、资福寺、金华寺、圣兴寺、四天王寺、宁蜀寺、昭觉寺、教化寺、妙积寺，见于文献记载的就有43所。这些寺院有的是前代所立，如福胜寺，原是“鄱阳王葬母之所，王既至孝，故名孝爱寺。……至大业改为福胜寺。”法聚寺，“寺即隋蜀王秀之造也。”…有的是唐朝所立，如高丽国僧人释无相，“属明皇违难入蜀，迎相入内殿。……由是遂劝檀越造净众、大慈、菩提、宁国等寺。”如此众多的寺院，表明了当时佛教的兴盛。

10、成都佛教兴盛的原因，一是隋末唐初的农民起义、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起义几次重大的战乱都没有波及这里。尽管中原地区战乱频仍，而成都却相对地安定，生活富庶，因此许多高僧不辞劳苦，跋山涉水，经过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来到成都研习佛学，传播教义。如唐初的译经大师玄奘，在西行印度求法前，为了躲避隋末唐初的战乱，就曾与其兄长捷法师到成都研习佛学。史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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